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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川文化的介绍
临川文化的介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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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川文化的介绍

临川文化是赣东江右民系创造出来的区域性文化。亦为江右文化的重要支柱,临川文化以临川古治属为核心,涵盖现今抚州市十余县区,生成于秦汉,兴盛于两宋,延绵于明清,影响于当今。1临川文学、风物、哲学、教育、艺术、科学、技术、医理、学术、宗教、民俗、体育、语言、建筑、美食等实行向性组合;辐射邵武、南岭、庐陵、洪都和浙皖、瓯闽部分领地,而形成独具特色,自有特征,承上启下,继往开来的区域文化。

临川文化的历史渊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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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川文化的历史渊源

一种区域文化的形成,首先是有其历史渊源的。临川建置已近2000年,南城早于临川建置,但最早、最长时间成为郡、州、府治的是临川,距南宋都城最近的也是临川。南城有一座洞天福地麻姑山,许多官宦和文人学士曾去游览,作诗题书,但他们的活动中心,任职地点都是在临川,特别是一种文化向性和精神组合,以及文化趋势的历史进程,使抚州地区的文化属性纳入临川文化的范畴。 临川建置于东汉和帝永元八年,即公元96年。如今,除了发现50余座汉墓群外,还在金坪磨盘脑、羊坡石、雷劈石、罗成岭等发现8万余平方米的商代遗址。因此,从研究文化的角度看,临川的文化资源和精神力度还要大大地超出它的建置时间。   临川文化区历史悠久。夏禹时地处扬州域。春秋时为百越之地。战国时属楚。秦时属扬州九江郡。汉改九江郡为豫章郡。汉高祖五年,建南城县,属豫章郡。东汉永元八年分南城一部置临汝县,县治高在临川古邑,仍属豫章郡。三国时为吴地,吴太平二年(公元257年)建临川郡,郡治设在临汝县。两晋、南朝相沿。南朝梁陈时,以今之崇仁、丰城、永丰、新淦等县增置巴山郡。临川郡初属江州,汉武帝时与巴山郡同属高州。隋开皇九年(公元589年)废郡扩州,以临川郡并巴山郡之一部置抚州,隶属洪州总督府,抚州从此定名。唐朝抚州属江南西道。五代时,属扬吴,升为昭武军。宋起,分为抚州和建昌军,属江南西路。元朝时改为抚州路、建昌路,另置南丰州,同属江西行中书省。元至正二十三年(公元1363年),改抚州路为临川府,不久易名抚州府。同年二月升建昌路为肇县府,九月改为建昌府。明洪武初,仍设抚州府、建昌府,南丰降州为县,属建昌府,均隶属江西承宣布政使司湖东道。清时仍称抚州府、建昌府,属南抚建道。1930年至1934年间,黎川、资溪、广昌、南丰、宜黄、乐安等县均先后建立了苏维埃政权,分立苏区闽赣省和江西省。1932年7月,东乡珀干一带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,属苏区赣东北省。1949年5月9目,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抚州,7月1日组建抚州分区,江西省抚州分区行处长督察专员公署驻临川市。1950年9月13日,改抚州分区为抚州区。1952年8月,更名为抚州专区。1967年3月,改为抚州地区。1968年2月,复称抚州分区。1971年1月22日,再度改为抚州地区,属江西省。1983年7月23日,广昌县划归抚州地区。1983年9月30日,进贤县划入南昌市。至此,抚州地区辖抚州市和临川、崇仁、宜黄、乐安、南城、南丰、广昌、黎川、资溪、金溪、东乡11县。临川自古文风昌盛,英才辈出。早在唐朝,王勃在他所写的传世名作《滕王阁序》中,就发出过光照临川之笔的由衷赞叹。至宋,又因科举连捷,流光溢彩,被著名学者董震誉为人才之乡,民间大众俗称为才子之乡。临川自东汉历经两晋、南北朝、隋、唐,由于历史的机缘,大书法家王羲之、颜真卿,诗人谢灵运、戴叔伦,词人冯延已,文学家刘义庆,文学评论家钟嵘,只学家杜佑等都在这里做过地方官,对临川文化的发展产生过积极影响。 正是宋代的科举制度,导致临川人才激增。从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至宋度宗咸游八年临川先后有129人考取监生,205人考取贡士,525人考取举人,446人考取进士。进十中,北宋138人,占32.58%;南宋308人,占67.42%。中榜人数之多,在江西各县名列前茅。尤其是嘉定十六年一次考取12人,宝庆二年一次考取18人,咸淳元年一次考取22名,占且国录取进士总数的4%、6%和7.33%。儒林传为美谈,公卿耸观,朝野震动,盛称临川为'人才之乡'。(董震:《东发日钞》)宋代临川人通过科举踏入仕途,有2人官至宰相,2人膺任节度使,4人官拜御史,17人官任尚书、侍郎,10人担任知府、刺史,俱各政绩显著。特别是晏殊、晏几道、王安石,不愧为临川才乡的出类拔萃的人物。同一时期,还有王安礼、王安国、王雱(世称临川三王),谢逸、谢薖(世称临川二谢),危稹、危和(世称临川二危),陈郁、陈世崇(世称临川二陈)和汪革、饶节、俞国宝、邓名世等一批文人才士,在诗、文、词、赋上的成就也很高。据《苕溪渔隐丛话》引述《复斋漫录》:元估中,临川谢无逸过黄州关山可花村馆驿,遇湖北王某,江苏诸某,浙江单某,福建张某等秀才。四人知其来自临川,戏以'曹植七步成诗,诸君七步为词'相谑。逸行五步,词成,挥毫疾书《江城子》一阙于壁;'可花村馆酒旗风,水溶溶,落残红,野渡舟横、杨柳绿荫浓。望断江南山色远,人不见,草连空。夕阳楼上晚烟笼,粉香浓,淡眉峰,记得年时相见画图中。只有关山今夜月,千里外,素光同。'标致依水,情乎俱妙,遂以'五步成词'闻名江南。谢逸与谢薖、 汪革、饶节并称为江西诗派中的临川四俊。饶节还被诗人陆游誉为诗僧第一。邓名世一生从事学术研究,著有《春秋论》、《春秋类史》、《古今姓氏书辩证》等370余卷,在姓氏考证上成就尤高。南宋,临川才乡还升起一颗耀眼的明星,这就是一代名医陈自明。他善于总结前人的经验写成《妇人大全良方》24卷,成为中医妇产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;又敢于创新,主张外科外敷内服,辩证施治;敢于突破禁区,最早从事乳岩(乳癌)的观察和研究,为祖国医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。元代,临川比较著名的人物只有针灸名医席弘、法律专家张绍和地理学家朱思本。 明朝临川的人才迅速走出低谷,重新兴旺发达。先后有213人考取监生,364人录取贡士,302人乡试中举,166人进士及第。通过考试,先后有383人入仕,其中御只4人,巡抚总督1人,尚书侍郎8人,布政使3人,知府27人,知州21人,总兵、守将11人,担任同知、知县的,则多达136人。入仕人数有宋代130人的2.9倍。职官中,有中央的,有地方的;有文臣、有武将;有内政,有餐交;有义士,有诤臣。人才结构的群体性和多样性,比之'两宋',有过之无不及。(李绂:《临川县志》序)。前有艾南英、陈际泰、罗万藻、章世纯,四人饱读经书,博学多才,所作时文风靡一时,是誉满江南的四大才子。邱兆麟与祝徽、帅机并称为三大名士。邱作诗才思敏捷,用词造句,常能化腐朽为神奇,别开生面;祝的文章师在王安石,劲骨奇姿,博大精深;帅机作赋即景生情,妙笔生花,所作两颂(《平西夏颂》、《出阁讲学颂》)、一赋(南北二京赋),深为明神宗赏识,公卿竞相传抄,纸为之贵。汤显祖是明代杰出的戏剧家。他的巨著《紫钗记》《还魂记》、《南柯记》、《邯郸记》,世称临川四梦。三百多年来,一直受人称赞,久演不衰。《牡丹亭》已被译成日、德、法、英、俄等多种文本。在历史和天文学领域,也众星璀璨,引人注目。著名文史学家徐奋鹏花了半生的精力写成可与《资治通鉴》相比美的《今古治统》20卷。传到日本后,被视为佐治之妙药,兴国之良方,在明治维新中起过一定作用。著名天文学家吴昊,通过细心观察,精密计算和反复实验,纠正了旧浑天仪的误差,制成星象位置更准确的新浑天仪,其制作技术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。明代,临川还出了许多正直、爱国人士。一朝诤臣傅朝佑嫉恶如仇,先后6次上书弹劾奸相周延儒、温体仁;爱国商人朱均旺,身居日本,情怀祖国,前后三次冒着生命危险偷渡过回国,密报军情,使明朝得以预先准备,及时调整部署,援助朝鲜,取得反击日本侵略者的军事胜利;傅朝佑坚持真理,朱均旺受罪爱乡,获得了正气在临川的声誉。清王朝建立三百多年间,通过各次科举考试,临川只有187人考取监生,306人考取贡士,202人考取举人,101人考取进士。录取进士的人数是两宋的25%,明代的66%。入仕后,有37人担任朝官(御史3人、侍郎4人、内阁中书10人、翰林院8人、各部主事12人),121人担任地方官(知府5人、知州3人、同知3人、知县73人),武职(总兵、把总、镇守)9人,合计167人,比两宋多28%,比明朝少56%。这一时期,临川入仕者居高位的不多,但大都才华出众,为世人注目。一代名臣李绂,历事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朝,历官广西巡抚、直录总督及工、户、吏、礼、兵5任,敢于断请命,弹劾贪赃枉法的河南巡抚田文镜;敢于快刀斩乱麻,疏通津沽漕运,缓解京城粮荒,政绩显著,获得清世宗奉国罄心的奖励。一代才士李来泰,博学多识,工诗善文。康熙十八年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,力挫来自各地的一百七八十名懦学,夺得高奎,任四川会邡知县时,兴利除弊,发展生产,深受当地士民爱戴。清官马汝良,任山西黎城知县,巧断大案、要案。铁面无私,为受害者伸冤解恨,时人称马青天。爱国志士黄维翰,任吉林呼兰知府时,雷厉风行查禁罂粟,力阻外轮驶入呼兰内河,保护了人民利益,维护了国家主权,东北舆论,交相称许。在学术界,则是理学盛于南,文学兴于北。,李绂、纪大奎都是南临川理学名家。前者著有《陆子学谱》、《朱子晚年学谱》、《阳明学录》,力图调和朱、陆的学说;后者都很有影响。李宗瀚、李联琇、李瑞清则是北临川诗文高手。李宗瀚、李联琇,文学韩愈、欧阳修,摇曳生姿;诗宗李商隐,沉博艳丽,是当时江西文坛上的佼佼者;李瑞清是全国知名的教育家和书法家,他善于以篆作画,以画入篆,画花卉微妙微肖,绘佛更是栩栩如生,日本书画界不惜重金求购,誉灌东瀛。 民国废了科学,兴了新学,但临川只有300多人考取大学、中专;所聘任才,军界有2个中将,5个少将;政界有2个专员,14个市,县长;学界有12个教授、副教授。他们之中,有中将师长刘世均、国防部西北兵部中将总监万舞、苏鲁战区政治部少将主任周复、第38师政治部少将主任兼遂川、吉安县长杨耕经、国民政府立法委员黄强、三青团江西支部干事长李德廉和七行政区专员吴养愚、江西省高级法院院长梁仁杰、南昌市市长艾怀瑜。从事科技教育事业的,有北京大学工商法律系教授吴英荃、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易锡麟、中山大学经济系教授辛膺、盲人教育家万维章、乡村教育家桂瑞藩、唐式麒。桂瑞藩创办的桂桥小学,为临川、抚州、进肾、南昌、丰城、东乡、南城、南丰、崇仁、宜黄、乐安、余干、高安等13个县市培养人才,桃李满天下。经营工商企业的,有著名纺织专家朱仙舫和四川巨商汤子敬。朱仙舫长期在上海中新纱厂任职,致力改进纺织技术,提高同外国纱厂竞争的能力;以后在汉口、安庆、九江等地创办纱厂和面粉厂,为发展民族工业,特别是发展江西的轻工业作出贡献。汤子敬在重庆开设布疋、山货店和钱庄,经营有方,成为蜀中巨富,人称汤百万,'汤半城、汤财神'。这一时期,临川许多热血青年投身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,涌现了一批彪炳史册的革命英烈。主要有:傅烈(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兼军委书记)、傅大庆(孙中山的政治的总顾问鲍罗延、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的翻译,曾被派到马来西亚,作马共中央宣传部长)、周治中(女,中共江西省委妇女部长)、周寿南(中共临川县委书记)等。

为什么抚州叫才子之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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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抚州叫才子之乡

名儒巨公,彬彬辈出,不可胜数”,“临川才子”是“临川文化”的得意之笔。 自古以来,临川才子之多向为世人瞩目。 “临川文化”区内乐安流坑“千年古村”的“子男双封爵,文武两状元,参政代天子,师保五六人,一门十进士,两朝四尚书,进士五十二,知县四十多,乡举百六余,会解监元群,乡贤祀十二,秀才如繁星”的记述,就是临川才子大量涌现的生动写照。 据有关资料统计,自宋而清,仅临川(抚州)进士及第者2000余人,涌现了举世瞩目的才子群体。 王安石、汤显祖、曾巩、晏殊、晏几道、陆象山、乐史、饶节、谢逸、谢过、李觏、吴澄、纪大奎、李瑞清、谭纶、陈自明、危素、蔡上翔、吴与弼、罗汝芳、陈彭年、危亦林、邓茂七、徐奋鹏、陈际泰、罗万藻、章世纯、艾南英、黄爵兹、欧阳竟无等等,就是临川(抚州)古代才子群体中的佼佼者。 抚州不仅文化名人多,而且档次高,成就大。 列入《中国名人辞典》的鸿儒100多人。 《江西历代文学艺术家大全》共收录了1296人,其中抚州籍名家317人,几乎占三分之一。 “宋词四开祖,临川有二晏”,“唐宋八大家,曾巩、王安石”,“江南四才子,陈、罗和章、艾”。 “江西诗派”前期25人,临川有谢逸、谢过、汪革和被陆游称为“诗僧第一”的尧节。 全国两宋词人867人,江西为153人,而抚州就占44人。 特别是北宋著名词人晏殊、伟大改革家王安石、文章大家曾巩、南宋心学大师陆九渊、明代剧坛伟人汤显祖等,不仅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,而且赢得了世界性的崇高声誉。 文化之邦,才子之乡,常是名人、墨客聚会之地。 历史上有不少名人、学士来临川(抚州)任职和宦游。 东晋王羲之、南朝谢灵运、唐朝颜真卿、南宋陆游等,曾在这里为官;宋代诗人黄庭坚、梅尧臣、范成大、明代思想家李贽、徐霞客也都来过此地游览常驻。 《世说新语》和《诗品》的编著者刘义庆和钟嵘均袭封临川王。 这些名人、学士在临川都留下了大量遗墨华章,为闪光的临川才子群体增添了辉煌。 近、现代史上,抚州的政界要员、科技名流、文坛巨匠、音乐明星、留学博士同样各领 *** 。 黄禄祥、饶毓泰、周建屏、赵醒侬、傅烈、游国恩、肖涤非、舒同、李井泉等,都是抚州人氏。 他们超群拔萃,卓有成就,为丰富和推动人类文明,作出了卓越的贡献。 “才乡代有才子出”,“临川神童今朝多”。 从1977年恢复高考至1993年,全市各类学校为全国大中专院校输送新生58415名,其中少年大学生147人,仅抚州一中、二中被录取的少年大学生就有62人,在国外留学20人。 出现了像临川县河东乡农民武进兴的“大学生之家”(6个儿子,5个考上大学,1个考上中专),临川县罗针乡朱家村的“大学生之村”(全村总人口240人,拥有大专以上学生40名)。 兄弟出国,姐妹留学,一家五个儿女出了三个博士、两个硕士。 这类现象在抚州是屡见不鲜的。 1984年以来,抚州市中小学生在全国性和全省性的数、理、化三科大赛中,共有2284人次获奖。 其中获全国一等奖的153人次,获全国二等奖的365人次,获全国三等奖的740人次。 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称此为“临川现象”。 引起了国内外学者、专家以及新闻界的极大兴趣和关注,纷至沓来地对“临川才子现象”进行考察、研究和探讨。

为什么抚州叫才子之乡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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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抚州叫才子之乡?

临川自古文风昌盛,英才辈出。早在唐朝,著名才子王勃在他所写的传世名作《滕王阁序》中,就发出过“邺水朱华,光照临川之笔”的由衷赞叹,“临川之笔”成了“临川才子”的代称。至宋,又因科举连捷,流光溢彩,被著名学者董震誉为“人才之乡”(见《候鲭录》)。到了明朝中叶,随着赣东民谣:临川才子金溪书的广泛传播,“人才之乡”便被人民大众改称为“才子之乡”。长期以来,临川人民既引以为荣,又深感过誉,一直把它作为鼓励鞭策、奋勇上进的精神力量。
兴于宋

临川自东汉和旁永元八年(96)建县,历经两晋,南北朝、隋、唐,由于历史的机缘,大书法家王羲之、颜真卿,诗人谢灵运,戴叔伦,词人冯延已,文学家刘义庆,文学评论家钟嵘,史学家杜佑等,都在这里做过地方官,对临川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过积极影响。

在战争频繁的五代,北方王、李、曾、晏陈等世家大族相继避难南来,卜居临川。临川人口逐渐增多,生产迅速发展,商业、手工业日趋繁荣。到了北宋初期,已经出现了“翳野农商”、“贾货骈肩”(张保和《罗城记》)的盛况。当时,北宋统治者采取“兴文抑武”的政策,大力发展学术教育,偏重开科取士,对科举录取的进士奖赐有加,考取状元、榜眼、探花三鼎甲的,更荣于作战立功的武将,一时文风大盛。在这一封建文化高涨的时期,著名文学家曾巩,叶梦得和大诗人陆游相继来临川居住或宦游,大力举办教育,传播文化,境内“各地学馆林立,释耒耒吕而事笔砚者,十之六七”(清乾隆《临川县志》),苦读书,应科举成风。

正是宋代的科举制度,导致临川人才激增。从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(980)至宋度宗咸淳八年(1272),境内先后有129人考取监生,205人考取贡士,525人考取举人,446人考取进士。进士中,北宋135人,占32.58%,南宋305人,占67.42%。中榜人数之多,在江西各县名列前茅。尤其是嘉定十六年(1223)年一次考取12人,宝庆二年(1227)一次考取18人,咸淳元年(1265)一次考取22人,分别占全国录取进士总数(每次300人)的4%、6%和7.33%。“儒林传为美谈,公卿耸观,朝野震动,盛称临川为人才之乡”。(董震《东发日钞》)

宋代,临川人通过科举踏入仕途,有2人官至宰相,2人膺任节度使,4人官拜御使史,17人官任尚书、侍郎,10人担任知府、剌史,俱各政绩显著,特别是晏殊,王安石,不愧为临川才乡出类拔萃的人物。晏殊在宋仁宗时担任宰相,“大兴学校”、“力进贤才”(欧阳修《神道碑铭》)延续北宋初期和中期的“太平盛世”,名垂后世。王安石在宋神宗时担任宰相,“矫世变俗,推行新法”(《宋史•王安石传》),改变北宋积弱积贫的局面,功著千秋,他的“天变不足畏,人言不足恤,祖宗不足法”的坚定执着,一往无前的改革精神,至今仍然在国内外产生深刻影响。

在两宋文坛,临川也是人才济济,各领风骚。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文学家之一。他的散文雄健峭拔,政论性强,与韩、柳、欧、苏、曾等称为“唐宋八大家”。他的诗、词雄奇精炼,脱俗不群,与欧阳修、苏轼、黄庭坚并称为“北宋四大家”。他和欧阳修主持诗文革新运动,反对华而不实的文体,提倡晓畅明白的文风,把诗文创作引上健康发展的道路。晏殊和他的幼子晏几道,作呕称“临川二晏”,都是北宋词坛上的杰出人物。他们继承和发展了南唐花间派的词风,开创了北宋有名的婉约词派,被后人誉为“倚声家之初祖”。同一时期,境内还有王安礼、王安国、王雱(世称“临川三王”),谢逸、谢薖(世称“临川二谢”),危稹、危和(世称“临川二危”),陈郁、陈世崇(世称“临川二陈”)汪革、饶节、邬虑、刘龠、欧阳辟、俞国宝、邓名世等一批文人才士,在诗、文、词、赋上的成就也很高。据《苕渔隐丛话》引述《复斋漫录》:“元佑中,临川谢无逸地黄州关山杏花村馆驿,遇湖北王某,江苏褚某,浙江单某,福建张某等秀才。四人知其来自临川,戏以‘曹植七步成诗,请群七步为词’相谑。逸行五步,词成,挥毫疾书《江城子》一阕于壁:‘杏花村馆酒旗风,水溶溶,飏残红,野渡舟横,杨柳绿荫浓。望断江南山色远,人不见,草连空。夕阳楼上晚烟笼,粉香浓,淡眉峰,记得年时相见画图中。只有关山今夜月,千里外,素光同。’标致隽永,情辞俱妙,遂以‘五步成词’闻名江南。”谢逸与谢薖、汪革、饶节并称为“临川四俊”。饶节还被诗人陆游誉为“诗僧第一”,都是“江西诗派”中的重要成员。邓名世一生从事学术研究,著有《春秋论说》、《春秋类史》、《古今姓氏书辨正》等书370余卷,在姓氏考评上成就尤高。

南宋时期,临川才乡还升起一颗耀眼的明星,一代名医陈自明。他善于总结前人的经验,写成《妇人大全良方》24卷,成为中医妇产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。又敢于创新,主张外科外敷内服,辩证施治。敢于突破禁区,最早从事“乳岩”(乳癌)的观察和研究,为祖国医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。

盛于明

元代,阶级矛盾、民族矛盾十分尖锐,社会动荡不安。临川比较著名的人物只有针灸名医席弘、法律专家张绍、地理学家朱思本。

明朝建国后的一百多年,社会比较安定,农业、手工业、商业在经历了一段恢复时期之后,得到稳步的发展。封建统治者大力提倡程朱理学,明令全国府、州、县学及农村私塾一律用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作教材,同时又改变两宋以诗、赋、策论取士的作法,实行八股文取士,并且强制知识分子应召为官。“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,罪该抄杀”(均见《明史•学校志》)。在这种笼络、高压政策的影响下,临川的人才迅速走出低谷,重新兴旺发达。

明代临川的人才,仍以科举为阶梯。从洪武到崇祯,境内先后有213人考取监生,364人录为贡士,302人乡试中举,166人进士及第。通过考试,先后有383人入仕,其中御史4人,巡抚总督1人,尚书侍郎8人,布政使3人,知府27人,知州21人,总兵、守将11人,担任同知、知县的多达136人。入仕人数是宋代130人的2.9倍。职官中,有中央的,有地方的,有文臣,有武将,有内政,有外交,有义士,有诤臣。人才结构的群体性和多样性,“比两宋有过之无不及”(李绂《临川县志》序)。

“前有陈、罗、章、艾,后有汤、邱、帅、祝。”陈际泰、章世纯、艾南英四人饱读经史,博学多才,所作时文风靡一时,是誉满江南的四大才子,邱兆麟与祝徵、帅机并称为三大名士,邱作诗才思敏捷,用词造句,常能化腐朽为神奇,别开生面。祝的文章师承王安石,劲骨奇姿,博大精深。帅机作赋,即景生情,妙笔生花,所作“两颂”(《平西夏颂》、《出阁讲学颂》)“一赋”(《南北二京赋》),深为明神宗赏识,“公卿竟相传抄,纸为之贵”(《明才子传》)。

汤显祖是明代杰出的戏剧家。他一生际遇坎坷,在政治上很不得意。万历二十六年(1598),他弃官归里,家居临川18年,从事著述,完成他的不朽巨著《紫钗记》、《还魂记》、《南柯记》、《邯郸记》,世称“临川四梦”。“临川四梦”以《还魂记》的成就最高。《还魂记》又称《牡丹亭》,是一部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戏剧杰作。三百多年来,一直受人称赞,久演不衰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梅兰芳、言慧珠、俞振飞等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曾联袂演出他的折子戏《春香闹学》和《游园惊梦》,引起轰动。以后又拍成电影,发行全国。1981年和1982年,北方昆剧院、上海昆剧团先后将它搬上舞台。连续演出,场场爆满。现在,这部历史名剧已被译成日、德、法、英、俄等多种文本,在许多国家(地区)演出,评价极高。汤显祖被誉为“东方的莎士比亚”。

在历史和天文学领域,也是群星璀灿,引人注目。著名文史学家徐奋鹏花了半生的精力,写成可与《资治通鉴》相比美的《今古治统》20卷。该书在国内并未引起重视,但传到日本后,却被统治者视为“佐治之妙药,兴国之良方”(赵翼《曝檐杂记》),在明治维新中起过一定作用。著名天文学家吴昊,通过细心观察,精密计算和反复实验,纠正了旧浑天仪的误差,制成星象位置更准确的新浑天仪,其制作技术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。

明代,临川还出了许多正直、爱国人士。“一朝诤臣”傅朝佑,一生嫉恶如仇,先后6次上书弹劾奸相周延儒、温体仁,一次又一次遭到迫害,最后一次被活活打死在金銮殿,至死仍不妥协。爱国商人朱均旺,身居日本,情怀祖国,目睹日本反动势力阴谋侵略朝鲜、中国、愤慨万端,前后三次冒着生命危险偷渡回国,密报军情,使明朝得以预先准备,及时调整部署,援助朝鲜,取得反击日本侵略者的军事胜利。傅朝佑坚持真理,朱均旺爱国爱乡,使境内从明朝起就获得了“正气在临川”的声誉。(陈元慎《临川县志》稿)

起伏的清朝和民国
清代,虽然沿袭了科举旧制,继续采用八股文取士,同时还扩大了录取名额,增加了“捐纳”新规,康熙十七年(1678),又开设博学鸿词科,以延揽人才。但由于在文化思想上实行严酷的控制,严禁文人结社,大兴文字狱,许多人都把读书入仕视为畏途,这就给临川才乡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。

从清王朝建立到宣统三百多年间,通过各次科举考试,境内只有187人考取监生,306人考取贡士,202人考取举人,101人考取进士。录取进士的人数是两宋的25%,明代的66%。入仕后,有37人担任朝官(御史3人、侍郎4人、内阁中书10人、翰林院8人、各部主事12人),121人担任地方官(知府5人、知州9人、同知3人、知县73人),武职(总兵、把总、镇守)9人,合计167人,比两多28%,比明朝少56%。

这一时期,临川入仕者居高位的不多,但在都才华出众,为世人注目。一代名臣李绂,历事康、雍、乾三朝,历官文本巡抚、直隶总督及工、户、吏、礼、兵5部侍郎,敢于为民请命,弹劾贪赃枉法的河南巡抚田文镜。敢于秉公执法,查清陈元龙等82万余两贪污银两。敢于快刀斩乱麻,疏通津沽漕运,缓解京城粮荒,政绩显著,获得清世宗“奉国罄心”的奖励。一代才士李来泰,“博学多识,工诗善文”(纪均《阅微草堂笔记》),康熙十八年(1679)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,力挫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百七八十名名儒宿学,夺得高魁,再次为才乡争得了声誉。循吏纪大奎,任四川什邡知县时,“兴利除弊,发展生产”(《江西通志•临川人物列传》),深受当地士民爱戴。清官马汝良,任山西黎城知县时,巧断大案、要案。铁面无私,为受害者伸冤解恨,时人称为马青天。爱国志士英华维翰,任吉林呼兰知府时,“雷厉风行查禁罂粟,力阻外轮驶入呼兰内河”(《呼兰地府志》),保护了人民利益,维护了国家主权,“东北舆论,交相称许”(见《吉林志》)。

在学术界,有“理学盛于南,文学兴于北”之说(李如旻《二水楼文集》)。李绂(荣山人)、纪大奎(龙溪人)都是出生在区内的理学名家。前者著有《陆子学谱》、《朱子晚年学谱》、《阳明学录》,力图调和朱、陆学说。后者著有《观易外编》,用“易”的观点解释、发展阳明理学。两人都很有成就,很
有影响。李如旻李宗翰、李联琇、李瑞清都是诗文高手。李如旻的文章冠绝一时,与李绂并称为“南北二李”。李宗翰、李联琇文学韩愈、欧阳修,摇曳生姿。诗宗李商隐,沉博艳丽,是当时江西文坛上的佼佼者。李瑞清是全国知名的教育家和书法家,他善于以篆作画,以画入篆,画花卉惟妙惟肖,绘佛更是栩栩如生,日本书画界不惜重金求购,誉灌东瀛。

民国时期,虽然废了科举,兴了新学,但因战争频繁,工农业生产遭到破坏,教育事业受到摧残,加上社会迅速的变化和各种复杂的矛盾,境内只有300多人考取大学、中专。所出人才,军界有2个中将,5个少将。政界有2个专员,14个市、县长。学界有12个教授、副教授。人数之少,连著名学者游国恩都发出了“才乡不才”的感叹。

从事科技教育事业的,有北京大学工商法律系教授吴英荃、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易锡麟、中山大学经济系教授辛膺、盲人教育家万维章、乡村教育家桂瑞藩、唐式麒。桂瑞藩创办的桂桥小学,为临川、抚州、进贤、南昌、丰城、东乡、南城、南丰、崇仁、宜黄、乐安、余干、高安等13个县市培养人才,桃李满天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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